钱冠宇︱滕固与黄文弼豫陕访古业绩考略

发布时间：2025-04-23　点此：279次

1948年，黄文弼在抗战期间编撰完结的《罗布淖尔考古记》总算排除万难、排印刊行。书前“自叙”中，黄文弼历数了一众学友后特别道谢：“已故之滕若渠诸先生，时与反省，多承匡正。”再早之前，1940年12月24日黄文弼致傅斯年信中亦提及《罗布淖尔考古记》的“四五两章前交若渠兄审阅，没有完竣”（朱玉麒《黄文弼与傅斯年——以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22年第4期）。

滕固，字若渠，我国艺术史和美术考古学科的奠基者，他在1930年代与黄文弼一起任职于国民政府建立的文物处理最高行政组织——中心古物保管委员会。1934年末，鉴于豫陕一带盗墓活动猖狂，中心古物保管委员会整体委员公推滕固与黄文弼前往河南、陕西两省实地调研。调研完毕后，滕固宣布了《查询豫陕奇迹记》（收入《征程访古述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以日记体方式记叙一路见识。

图一：滕固（1901-1941）与黄文弼（1893-1966）

滕固与黄文弼（以下简称“滕黄”）及其著作曾在适当长的一段时刻内被人忘记，但又在新世纪前后阅历了被从头发现的命运。时至今天，关于黄文弼与新疆考古、西北史地的研讨现已适当充沛，不过较少提及他和滕固那次深化华夏内地的访古旅游；另一边，文学、艺术史、考古学界从各自学科范畴动身对滕固一度被遮盖的开创性奉献予以确认，现在相同积累了可观的研讨效果。作为民国时期我国美术考古的前驱人物，滕固1934年的豫陕访古行虽然被论者常常提及，但大都点到为止，缺少更详实的谈论和解读。

其实细审之下，这次访古举动有着适当重要的含义。首要，1930年代不论对我国的考古学仍是艺术史学科来说，都处于方兴未已的草创期，作为开习尚之先的学者，滕黄二人在遗址查询过程中遭受了新思想与旧传统的抵触磕碰，自有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价值。第二，本次查询并非出于单纯的学术研讨意图，而首要承担着查询文物盗掘现象的官方职责，从中亦可见国民政府在抵御外侮的布景下关于文物维护作业的实践和尽力。第三，滕固的记叙包含丰厚的人、事、物信息，行程中与当地政要、学人、记者等集体多有触摸，所以也是一份查询民国时期政学互动和学术情谊的掌故史料。终究，豫、陕皆为文广博省，滕固的记载不只要利于了解两省近百年前文物奇迹的保存状况，还能为今天的访古爱好者供给旅游坐标的参看。

图二：滕固《征程访古述记》

有鉴于此，本文将首要依据滕固的《查询豫陕奇迹记》对整个行程进行细读和复盘，并对牵涉其间的人物、史事、组织和著作等加以考述，于今埋没罕闻者要点叙说，较为闻名者略而不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至于滕固在剖析文物时展示的艺术风格学特色，艺术史学界已有许多谈论，兹不赘述。

一、徐州

1934年12月5日，滕黄从南京乘坐津浦铁路列车起程，中心研讨院前史言语研讨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研讨员、甲骨学家董作宾在月台上为他们送别。从浦口站动身后，次日早上六点，滕黄抵达徐州站，因要在此换乘陇海铁路进入河南境内，二人在徐州稍作逗留：

下车携行李叩津浦路员工小校园校门，呼醒余友庞校长命峰，在校略憩，并约余同乡陈君增善来校，共进简洁之早点。

关于滕黄在徐州的行迹，北京外国语大学前史学院院长李雪涛写有《滕固对徐州的记叙》（《寻根》2018年第1期）一文予以解读。李教授是徐州人，爸爸妈妈又在徐州铁路员工子弟榜首小学（前身即津浦路员工小学）教学，所以此文写得亲热可感，仅有缺乏是对“陈君增善”的覆按未尽其详：“有关陈增善，现在能够知道的仅仅是他与卢文迪在1933年10月合编的《中学生文学家》一书，由上海中学生书局发行，书中包含很多西方国家经典文学家的简介，他仍是滕固宝山县老乡。”

陈增善与滕固同为江苏宝山县（今上海宝山）人，但非同乡（滕为月浦村夫，陈为庙行村夫）。陈增善1949年之前最闻名的身份是民国热销大报《东南日报》的谈论记者和修改，他在《东南日报》供职期间和1949年后一向改用陈向平这个姓名。陈向平1938年隐秘参加我国共产党，随后进入《东南日报》社作业，主编副刊《笔垒》，其间慧眼识才，与其时仍是高中生的金庸结为“忘年交”，可谓金庸写作生计的榜首位伯乐。1949年后，陈向平首要从事古籍出书作业，任中华书局上海修改所副总修改等职（高克勤《中华上编的“三驾马车”》，《传薪者：上海古籍往事》，人民文学出书社2016年版；黄晓峰、石伟杰《高克勤谈上海古籍出书社的老修改》，《东方早报》2016年10月23日）。

图三：陈向平（1909-1974）

早年成为报人之前，陈向平在江浙等地投身民众教育作业。1934年末滕固来访时，陈向平正在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作业，该馆筹建于1932年，首要作业是针对近代徐海区域积贫积弱的状况展开语文教育、公民练习和生计辅导。陈向平在馆内担任《教育新路》杂志修改，一起从事查询研讨，撰有《徐州八十八家手工业查询陈述》等资料。

陈向平从事民众教育作业期间，编有多部相关书本，除李雪涛提及的《中学生文学家》外，现在能检索到的还有《我国民歌千首》（与顾惠民合编，上海开华书局1923年版）、《乡村副业辅导》（与卢文迪合编，拂晓书局1935年版）、《语体评点全国学生国文效果大观》（大达图书供给社1936年版）等。

二、开封

脱离徐州进入河南的榜首站是省会开封，河南奇迹研讨会的作业人员将滕黄接至大金台旅馆入住。12月7日一早，河南奇迹研讨会担任人郭宝钧前来拜访，沟通河南省内的古物盗掘状况。在郭宝钧的陪同下，滕黄又去拜访了时任河南民政厅厅长的李培基（1942-1944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担任查处盗墓案子，但他坦言尚无切实有效的完全治愈方法。随后，郭宝钧又将客人引至河南奇迹研讨会观赏：

至龙亭，观其地形及建筑，气候甚佳。其旁即河南奇迹研讨会,此会为中心研讨院前史言语研讨所与河南省政府合组，今掌管其事者为郭正人衡。余等入内观览，一室满贮古代陶器、武器、用具以及冥具，品种甚夥，皆为该会数年来所苦心收集者。另一室为近年自濬县掘得之周朝晚期铜器，数量亦多，余等逐一审视，郭正人衡又复加以阐明，倍深爱好。铜器中之车轮轴壳、方相假面及带饰上之一群小贪吃，皆为余个人特感浓味者，把玩比视，手不忍释，安得有闲年月静心作一番研讨。

郭宝钧，字子衡，河南南阳人，时任史语所驻河南奇迹研讨会委员。史语所开端在安阳进行考古开掘时曾与河南当地政府发生冲突，对立首要集中于出土物的归属权问题，后来在傅斯年、李济等人的和谐尽力下，中心与当地合组的河南奇迹研讨会1932年在开封建立，该会作业人员由中心研讨院与河南省政府一起引荐发生，在准则上清晰出土古物应归属于河南奇迹研讨会，然后确保了河南省内的郊野考古作业得以顺利展开。

是日正午，刘主席经扶宴翁咏霓先生，邀余等奉陪，盖翁先生赴蕉作收拾中福煤矿，方道出开封也。余等至联欢社赴宴，席间晤教育厅齐厅长，李省委敬斋，趁便请彼等留意盗掘古物作业。

当天正午，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设宴款待蒋介石派来的“收拾河南中福矿务专员”翁文灏，约请滕黄一起赴宴。中福煤矿公司是一家地处河南焦作的中英合资企业，此前因运营处理不善导致负债累累、接近关闭，翁文灏临危受命，前来完全收拾中福矿务，终究令公司化险为夷、妙手回春。翁文灏本是地质学家身世，时任国民政府北平实业部地质查询所所长，此次收拾中福矿务充沛展示了他在科学研讨之外超卓的行政处理才能，也使他深得蒋介石信赖，铺平了“墨客从政”的通途。

饭局上，滕黄还结识了齐真如、李鹤等文教界官员，请他们对省内的盗墓活动予以重视。齐真如，字性一，河南睢县人，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1923年曾任河南省图书馆馆长。李鹤，字敬斋，河南汝南人，时任河南省政府委员，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主修建筑工程学，归国后任教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校园（今河南大学），1929年7月和1935年6月，他曾两次出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1931年1月至5月兼任河南大校园长），是河南大学近代建筑群（现为第六批全国要点文物维护单位）的首要辅导者和设计者。

下午，滕黄一行前往河南省博物馆观赏，不只欣赏了洛阳出土的北魏、隋唐石刻墓志，还要点查询了1923年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这批春秋时期的宝贵文物从河南省博物馆建立之初就成为“镇馆之宝”，其间包含后世大名鼎鼎的莲鹤方壶，无外乎滕固动情地写道：“此先民巨大之制造出现于我人之眼前，我人咋舌赞赏，不由失容。……既离其室，此等巨制犹盘萦于余之脑际而不渝。艺术之感人欤？抑先民精力之感人欤？”观赏完毕后，滕黄拜访了河南省博物馆馆长：

馆长关君百益，款待茶点于其办公室，出示其新编《河南省通志金石志图录》，盖为大本巨册，装帧华美，用珂罗版选印铜器石刻。余私忖斥数万金以印此老式之《金石图谱》，殊不值得；且诸种石刻不吸取原石而徒影印拓本，则观拓本可也，何须糟蹋至此，然关君兴致殊豪，倘余直陈所怀，必不以鄙意为然也。

关百益，原名葆谦（又作保谦），字百益，号益斋，以字行，满族，河南开封人。其祖辈为清代八旗子弟，先居北京，后被派往开封驻防，居里城大院（今开封龙亭北），“里城”为开封驻防八旗满城的俗称。关百益1930年至1935年出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掌管拟定《河南博物馆组织法令》，奠定了河南省博物馆作为华夏综合性地志博物馆的根底。

《河南金石志图》是关百益担任河南通志馆纂修（主编金石志）期间的重要效果，系从《河南通志稿·金石志》中精选而出，全书拟为四编（后三编未刊），此为首编。该书因本钱昂扬、印制精巧而在民国出书史和藏书家中颇具声名，如顾廷龙1940年3月4日记：“民国以来制纸印书者两人，一为关百益，印《河南金石图》《伊阙石刻志》。一即郭葆昌，印《我国瓷器图谱》。”（《顾廷龙日记》，中华书局2021年版）

图四：关百益编选《河南金石志图》

但另一方面，克己纸张用珂罗版印书，必定花销不菲，以至于滕固嫌其“糟蹋”。又，其时供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文献学家赵万里在《清华学报》1936年第2期上宣布谈论感叹：“至全书印刷之精，纸料之佳，装潢之美；则读此书者类能言之。在四海困穷之今天，河南省独能出大力，成此巨帙，诚令人有空谷足音之感矣。”事实上，关百益选编此书之所以能够不惜本钱印制，乃是得到了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的支撑，故书首录入刘峙序文一篇。图书印行后，刘峙也榜首时刻分送党内军政要人，如水兵部部长陈绍宽1934年6月14日复信感谢刘峙惠赠该书，不惜溢美之辞：“中州文献，亘古为昭。广辑旁稽，裒成巨帙。阐河洛之奥蕴，发岳渎之英光。光怪陆离，堂皇典重。茂先博物之志，庐陵集古之录，庋陈座右钦挹。”（《水兵公报》1934年第61期）

不过图书装帧再华美也是外在方式，内容方面还要看内行人点评。赵万里的谈论对关百益书中某些注解提出商讨定见，并批评了他选编志石时厚古薄今的情绪：“通观全集，似编者过信金石文字，越古越有美术的意味；故详于北朝志石，而忽于李唐今后之作。唐志收五种，宋志收一种，五代及北宋以降，均付阙如。此则其片面的解说有以误之。吾人如供认一朝之书体，各有其年代性之客观事实；则于北朝书体之劲拔，隋及初唐之绵丽，中唐以降之草率不恭，皆当无间言矣。芒洛所出中唐以降五季及北宋之志石，颇多名公巨室，有裨于史事处，不在北朝志石之下。”

别的在留德博士滕固眼中，关百益选编的这本图书仍为“老式之《金石图谱》”，没有脱离传统金石学“证经补史”的囿限。比方关于石刻遗存，滕固就以为应该“吸取原石”，而非“影印拓片”，这一细节背面表现的便是从传统金石学到现代考古学的观念改变。虽然滕固对此稍有微词，但为防止败兴，他并没有当着关君之面直接说出主意。

其实滕固与关百益之前已有情谊，就在滕固来访的一年前，关百益曾偕夫人田玉芝赴上海监印《河南金石志图》，其间与滕固等一众海上文明名人过从甚密，一起建议建立了近代我国榜首个全国性的考古学会——“我国考古会”（李奕青《从关百益画像论“我国考古会”的创建》，《我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9期）。关百益在沪时，滕固还与其共绘丹青，据《时势新报》1933年12月22日刊登音讯，其时上海美专主办过一次“名家书画展”，画展上观众能够抽奖收取参展著作，被收取的其间一幅著作便是关百益、刘海粟、王济远、滕固协作的《松石》（沈宁编著《滕固年谱长编》，上海书画出书社2019年版，288页）。此外，我国考古会预备会同仁、画家王济远为关百益画过一幅水墨速写画像，该画像一向到1988年才被河南省博物馆发现发布，画像左上方有滕固题跋：“金石延岁年，烟云养神情。蛟螭走笔端，苍松出云际。我爱关先生，多才复富艺。”（《滕固年谱长编》失收）

图五：王济远绘关百益画像（河南博物院藏）

离别开封前，滕黄还到访了铁塔、繁塔、禹王台等闻名奇迹。临行前，他们闻讯得知开封加拿大圣公会内存有犹太教石刻，所以景仰前往：

闻某君云圣公会内有犹太教之石刻，亟往访观，则为正德七年所立之道教碑，不由废然。

滕固所谓“正德七年所立之道教碑”应为《爱崇道经寺记》，是迄今为止学界研讨开封犹太人闻名的“四通碑铭”之一，其他三通碑铭是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清康熙二年《重建清真寺记》、清康熙十八年《祠堂疏古记》。这四通古碑铭，现只要弘治碑、正德碑、康熙十八年碑保存于开封市博物馆内，惋惜历经百年风雨沧桑，碑上笔迹现在大多已漫漶至无法卒读。康熙二年碑大约在清末民初就已佚失，唯余拓本传世。

依据记叙，滕黄其时应该只见到了正德碑，但令人不解处在于为何会将其误判为道教碑？究竟其时国内学界早已将此碑铭和开封犹太人史事考释清楚，其间集大成者便是陈垣名作“古教四考”之一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初连载于《东方杂志》1919年第5-7卷，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书单行本），之前还有张星烺之父张相文《大梁访古记》、时经训《河南挑筋教源流考》、叶翰《一赐乐业教碑跋》等文章申说宣布，《爱崇道经寺记》为犹太碑铭遗物确凿无疑。滕固误判的仅有解说只能是他对上述文章毫不知情，并且当日行程严重，匆忙阅读后便断章取义，得出了过错定论。

图六：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三、安阳

12月9日清晨三点半，滕黄一行抵达安阳，中心研讨院殷墟开掘团派人将他们接往城内冠带巷就事处。驻守安阳的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披衣迎候，四人相见甚欢、谈兴十足，一向聊到次日清晨六点才各自回房歇息。上午十点起床后，滕黄详细审查了殷墟开掘团供给的古物盗掘状况资料，下午拜访行政督察专员兼县长方策（字定中，浙江黄岩人），了解安阳区域的盗墓案发状况。

方表明就任以来对此类案子，凡有的确依据者，无不严办；并缕陈处理通过。终究关于新近发生之十一月十五日黑夜盗掘案有所申诉。案此案有专员公署侦查员李冠参加，情节古怪。

关于11月15日李冠一案的详细状况，滕固没有记叙。当年参加殷墟开掘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对这起案子通过曾回想道：

当天晚上大约十点今后，咱们正在写陈述，小营村村长李宝善带着菜园主人李来发来探问，中心是否有差遣“中心夜晚开掘团”进行开掘，听后咱们觉得很古怪，哪有夜晚开掘团？就猜测是盗掘团。从前咱们便听到工人口耳相传，研讨院出四毛，很快就有赚八毛的时机。村长说县府官员李冠领着武官村村长和工人以“中心夜晚开掘团”的名义到李来发的田里开掘，研讨院便是“中心白日开掘团”。夜晚开掘团还要村长在庙前预备好热水、铺好地上的干草，村长关于这团人要村长组织住庙、喝水的作业感到古怪，觉得不像官方举动，但是又有县府官员出头，只得遵从要求，再找咱们求证。作业队觉得不对，便请驻团的差人跟战士查询状况，军警就带着咱们预备晚上作业时照明的双筒照明灯到1001旁高土堆上查询。军警看见盗掘者跳过李来发的菜田，在邻近的棉花田里有说有笑的开掘，便翻开照明灯，盗掘者发觉状况有异，武士与盗掘者都开了几枪，后来两边以有话好说为由决议停火，军警将盗掘者缴械，将李冠、武官村长等人带到作业站，随后就派人把李冠送交县政府，武官村长和一部分被抓的工人则让武官村人来保释，所以夜里就处理了这件作业。（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拜访《石璋如先生口述前史》，神州出书社2013年版，78-79页）

图七：殷墟开掘现场，甲骨出土后组织工人装箱外运，后方戴帽监工者为石璋如。

滕黄代表中心到安阳查询，石璋如也参加了招待，风趣的是，他还回想了一些关于黄文弼的日子细节：“黄文弼跟梁思永先生很熟，素日落拓不羁、不考究日子，好歹算是中心来的，要有衣装，到郑州转车时买了一件丝绵袍，抵达安阳后到会作业队的欢迎会，一看见菜肴中有爱吃的鱼头，底子不论会不会弄脏衣服，就吃了起来。”（同上，79页）

通过首日的开端了解，滕黄以为安阳盗墓习尚炽盛的背面必定有黑恶实力操作指派，预备接下往来不断往盗区实地勘测。次日，滕黄在李济、梁思永的陪同下，搭车由冠带巷动身向考古工地行进。时值隆冬，朔风凛冽，滕固穿着单薄，幸而李济借给他一件大衣外套。一路上，滕固竖起衣领裹紧脖颈，蜷缩于车内御寒。

又往西转北，至纱厂下车，踯躅原野，阡陌之旁已见盗掘痕迹。此地殆已为殷墟之区域，余等捡拾瓦物视之，皆为古陶之碎片。仍西偏北行，历大司空村、小司空村、武官村；沿途盗掘坑穴，累累皆是。

查询中，黄文弼担任记载盗坑的方位和数量，仅沿途所见就有数百处之多。在殷墟开掘团的开掘现场，一般工人与考古专家浑然一体其乐融融的作业场景给滕固留下了深刻形象。正午，滕、黄、李、梁四人在侯家庄开掘团宿舍略作修整，歇息室里存放着新近由梁思永收拾完结的出土织物，滕固看后对梁思永精深的文物修正技能深表信服：

室内有一框匣置新开掘之织物纹绘，用朱色及黑色所绘；此为最古之绘画资料，古代绘画用色，朱黑最为遍及，中外皆然。此物因年代久远，织物与泥土胶结不分。由梁君思永精巧之手腕，剖切张贴织物之泥面而装于木匣，时喷水匀泥，使不干裂；故我人见之犹觉画面上绕有坟陇中之阴气也。

图八：1936年殷墟开掘相关人员在南京史语所前合影（前排左二为石璋如、右三为郭宝钧，后排左一为董作宾、左二为梁思永、左三为李济）

下午，滕黄持续在殷墟开掘现场查询，他们在一间供工人歇息的小屋里看到了盗墓团伙用粉笔写在墙上的标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压榨布衣日子之董（彦堂）梁（思永）誓与拼命”。显然是向殷墟开掘团示威，以到达恫吓掌管者的意图。盗区现场勘测完毕后，滕黄一行旅游了袁世凯旧日在洹上村隐居时建筑的养寿园，这片花园住所其时已被冯玉祥没收改为彰德高级中学，随后又去往洹水北岸的袁世凯墓园（袁林），滕固对袁世凯坟前石雕的点评是“技能卑陋，了无气愤”。

回来寓所后，方策专员来访，滕黄叙述了当日勘测状况，方专员剖析安阳盗风炽烈的首要原因有二，一是刑法上对盗墓的赏罚较轻，盗墓贼的违法本钱低，二是农人生计隔绝，抱着侥幸心理从事不合法盗墓活动。滕黄则以为，其实农人盗墓所得无多，大部分利益都为古玩市侩赚取，这才是最为可恨可悲之处，所以他们重申了此行意图以及文物丢失的损害：

余等个人绝无古玩之嗜好，所以斤斤于此者，一古物离其埋藏地址已失掉其大部分之考史价值；一古物流入古玩家之手，无异杳无音信，学者不得据以研讨；一古物流入外人之手为国家之严重羞耻。

12月11日，安阳本地记者采访滕黄，其间一位记者奉告，本地盗墓习尚的养成实践上是当地政府与古玩商彼此勾通勾通的成果，上一年古玩商还集资建立了所谓的“古物保存会”，为其倒卖文物供给合法维护，政府乃至出头为此组织站台背书。滕黄听罢甚为担忧，立刻赶往当地“古物保存会”查探状况，“其间固不无可观之品，然杂乱无章，令人不耐审视”。下午，前往闻名的天宁寺（文峰塔）查询。

12月12日，滕黄动身前往安阳市区西南二十五公里的善应村，查询宝山石窟（又称灵泉寺石窟、小南海石窟）。石窟造像之外，最令滕黄惊喜的是，他们在善应村西一户叫王怀信的农人家中得见“元朝圣旨碑”，“碑高丈余，其旁为厕坑，碑后杂堆柴草，其上盖以陋劣之茅房顶。碑铭半为文言文半为蒙古文”。滕固将碑上的汉文部分抄写下来，随后加以阐明：

此碑碑铭武亿《安阳金石录》卷十，冯承钧《元代文言碑》内皆曾抄写，关于考释及文言用语可参看上列两书，兹不赘陈。《安阳金石录》谓碑在善应村菜园，今菜园已盖茅屋，为王怀信之住所，桑田沧海，将来不知又怎么，故录其碑铭及记其所见如此。

滕黄寻访到的这通元碑今学界通称《彰德善应储祥宫圣旨碑》，圣旨颁布时刻为延祐元年（1314），碑身两截刻，上截是八思巴蒙文圣旨，下截为汉文译文，经学者考释，碑铭粗心为告谕过往官员、青鸟使不得对该寺观打扰征索，立碑庙前，以作警示。滕固抄写的这通碑铭并非一般的文言文，而是元代一种特别的汉文翻译文体，亦邻真先生将其命名为“元代硬译公函”，“硬译文体的语汇采自元代汉语文言，而语法却是蒙古式的。一篇典型的硬译公函，等于一份死死遵从蒙古语词法和句法，用汉语作的记载文字”（亦邻真《元代硬译公函文体》，载元史研讨会编《元史论丛》榜首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图九：《彰德善应储祥宫圣旨碑》下截汉文部分

因为按照蒙古语法逐字直译，这种译文读来佶屈聱牙、令人费解，故而前代金石学家多讥其“鄙俚可笑”，那么其时为何会发生这类译文呢？蔡美彪先生解说：“这种译文的构成有其客观原因，不宜苛责译者。翻译皇帝圣旨、公函，不同于译述私家诗文著作，译者不得不谨慎从事，逐字直译，避免误解。假使撮其粗心文饰辞藻，不免走样。遭致误解，其罪非轻。”（蔡美彪《编余散记：文言诸碑问题》，《元代文言碑集录》，我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17年版）

四、洛阳

12月14日，滕黄抵达洛阳并逗留三天，要点查询了白马寺和龙门石窟。关于滕黄在龙门石窟的查询状况及其包含的我国艺术史研讨范式转型含义，我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韦昊昱博士作过专门解读（《行走的力气——滕固两次龙门石窟查询中的新艺术史眼光》，《读书》2021年第7期）。

在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邻近，滕黄意外收成了一些古物：

转东南行至龙虎滩，得虎头瓦当一，浮雕生动，余与仲良审视，定为北魏遗物，因与造像碑饰之中雕琢有共同之处。又得瓦削文字数种，有曰“任小石削”；适前年文舟虚先生赠余其所辑汉《瓦削文字谱》，知此类物为汉代所遗。

文素松，字含和，号舟虚，江西萍村夫，行伍身世，曾任黄埔军校武器科教官、处理科主任，国民革新军总司令部军械处少将处长等职，终身虽在军界任职，但与文史学界、金石书画界名人往来频频，以文物保藏、鉴赏闻名于世。文素松仍是民国时期闻名功夫家、天然门创始人杜心五的前期弟子之一，与万籁声为同门师兄弟。抗战迸发后随军迁居成都，1940年在江津县病逝（《文素松先生生平事略》，《萍乡文史资料》第十二辑，1990年）。文素松终身保藏难以计数，其间较闻名的是熹平石经残石，编著有《金石琐录》《汉熹平周易石经残碑录》《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等。

《瓦削文字谱》印行于1930年，文素松编，何日章校，录入洛阳汉魏故城出土的有文字残瓦一百二十种，有关百益序，版心下镌“思简楼”。文素松藏书楼原本名“寅斋”，后因其子文简早逝，故取其“简”字改名“思简楼”。文素松自序云：“民国十八年，余因公赴洛阳，适金村镇有多量古瓦出土，且具文字，极天然之妙……余收集数百枚藏庋寅斋，择其精者先行墨拓百廿片，名曰寅斋所藏瓦削文字谱，以公诸世。虽无年号，不能确认其为何时物，然字体结构则为草隶，友人阎甘园、顾鼎梅二君均宣其为汉物云。”

图十：文素松（1890-1940）及其所编《瓦削文字谱》

自序中，文素松告知了这批残瓦的来历，并断为洛阳金村出土的汉代古瓦。作为汇编、研讨此类残瓦的开山之作，《瓦削文字谱》固然有其价值，但通过后人更为科学体系的研讨，现已证明这类带文字的残瓦实践是北魏遗物，出土地址在龙虎滩村西岗邻近。1962年起，我国社科院考古所正式对汉魏洛阳城遗址进行考古开掘，当年由考古所主办的威望期刊上就刊登了河南考古作业者黄士斌的论文《汉魏洛阳城出土的有文字瓦》（《考古》1962年第9期），对文素松的推论予以纠正。

洛阳这批出土残瓦之所以断代困难，因瓦上刻记的制瓦时刻均无编年，仅有月、日，其间四至九月的残瓦最多，因为瓦坯需求天热暴晒，故夏日最为适合。黄士斌的论文中说到闻名前史学家陈直曾以为“瓦削文字”为东晋著作，依据是有一片瓦上刻有“永昌二年”，但作为一线考古人的黄士斌对此表明质疑：“不知陈先生是在什么当地见到的，但我没有见到有永昌编年的。”“查永昌二年（公元323年），为东晋元帝司马睿的年号。该年三月，明帝司马昭改元太宁。永昌二年仅有一、二、三月，而瓦上所刻时刻是从四月开端。再者，其时晋已偏安江南，其控制实力当在淮河以南，洛阳既非东晋实力范围，瓦上怎么能刻东晋年号呢？”

图十一：黄士斌《汉魏洛阳城出土的有文字瓦》

其实陈直推论的依据来自一部稀见二手文献，即方德九（河南唐河人）编录的《德九存陶》，他曾为之写有跋语：“晋陶中有瓦片，文为‘削永昌元年’五字草隶书，永昌为东晋元帝年号（公元322年）。河南境内，在东晋时得时失。因忆及河南曾出瓦削一大批，为关益斋氏所购，后赠与文素松，文因印成《瓦削文字谱》，与本书所录各瓦削文字，笔势完全相同，知为一时之物。文氏自题为汉代瓦削，其时即觉勉强太甚，是未能确断其年代。现从永昌元年这一瓦片看来，知为东晋物了。”（陈直《考古丛录》，收入《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书社1988年版，564页）现在看来，陈直这段跋语确需存疑，除《德九存陶》与《瓦削文字谱》录入的瓦削文字是否为“一时之物”外，其间说文素松印行的瓦文系关百益购入转赠一事，《瓦削文字谱》关百益序、文素松自序中皆未提及，不知陈直何故有此形象。

别的，孔夫子旧书网上还可检得一册已拍卖的《瓦削文字谱》，其宝贵之处不只在于文素松的亲笔题签“公达叔正，素松上”（“公达叔”为文廷式之子文公达），更在于闻名藏书家潘景郑先生1955年题写的一段跋语告知了文素松逝世后这批古瓦的下落：“文氏思简楼所藏古瓦削百六十余片，十年前得诸沪市，沧桑然后，古欢衰退，即捐诸合众图书馆，以祈永保。倾检笈得文氏影印之本，枨触前情，率余两绝，以存鸿爪。”

潘景郑说到的“合众图书馆”，为1939年由叶景葵、张元济等联合兴办的上海私立图书馆，顾廷龙任总干事，1958年该馆并入新的上海图书馆。随后潘景郑先生抚墨客情，题写两首绝句：“金村古瓦几摩挲，思简烟云漫自诩。十载弆藏混似梦，凭谁爱惜到官衙。”“奇缘古物久衰退，典尽阮囊劫梦残。披卷墨痕添枨触，人世聚散寻常看。”

五、西安

12月17-18日，滕黄从洛阳搭车，经潼关、临潼，抵西安，宿西北饭馆。

上午十时赴省政府访耿秘书长，相与商谈数事，而余等所提出之中心古物保管委员会在西安建立就事处事，耿君亦以为切要也。

“耿秘书长”即耿寿伯，河北藁城人，1932年至1936年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促进“西安事故”，1949年后当选为河北省政协常委，1953年逝世，葬于八宝山革新公墓。就在这次商谈之后，中心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就事处于次年春正式建立，地址设在西安碑林的地点地孔庙。黄文弼被派驻西安担任就事处主任，一边掌管西安碑林的收拾与整修作业，一边收拾自己此前在西北科考所获的考古资料。

与耿寿伯告辞之后，滕黄前往北平研讨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的陕西考古会（罗宏才《陕西考古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书社2014年版）观赏古物保藏。随后又往西安图书馆，要点查询“昭陵六骏”，其时飒露紫、拳毛騧二骏已被盗往美国，其他四骏被砌于西安图书馆内的廊壁上：

今存四石曰白蹄乌，曰特勒骠，曰青骓，曰什伐赤；每石高约四尺五寸，宽约五尺五寸，周有缘框，中作二三寸之凸雕马像。惜四石皆有裂纹，缘框及马足皆有损害处。诸马沉毅威猛，倒闭勇猛之气魄，发露于石刻，可谓无纤毫惋惜。其时琢石者殆深体乎太宗之功业而出此，故神爽奇横足以惊鬼神而泣风雨也。

在西安碑林，滕黄要点审视了玄秘塔碑、多浮屠感应碑、大秦景教盛行我国碑等几块名碑，惋惜室内昏暗、空间狭小，无法拍摄，只好雇请拓工选拓若干，备作研讨资料。

图十二：滕黄访古途中所摄“昭陵六骏”之青骓、大秦景教盛行我国碑

12月20日上午，滕黄先是在寓所翻阅昨日购买的《陕西通志辑要》等地志史书，并将沿渭水散布的汉唐坟墓群方位画成草图，以备实地观览时参看。下午向兴平县动身，抵达兴平县时天色尚早，便去寻访保宁寺塔（俗称“兴平北塔”）。

次日一早，滕黄乘轿车赴汉武帝刘彻之茂陵，在茂陵周遭巡视一圈后，要点查询了霍去病墓石雕群。该石雕群为现存最古的成组圆雕著作，滕固以为极具研讨价值，因而逐一丈量拍摄。当天终究，滕黄还被组织观赏了西京预备委员会在茂陵建立的就事处和小学。

西京预备会是国民政府在日本发起“九一八事故”和“一·二八事故”之后，预备以西安作为陪都而组成的一个特别组织，从1932年建立到1945年完毕，西京预备会十三年的作业为西安的市政规划建造、文博作业做出了重要奉献。西京预备会也是最早对茂陵和霍去病墓进行文物勘查与维护的政府组织，例如滕黄查询茂陵所走的轿车公路便是一年前由西京预备会刚刚构筑完结的。

12月22日，滕黄到陕西省政府再次与秘书长耿寿伯商谈，耿寿伯出示了徐炳昶（字旭生，以字行，河南唐河人）致滕黄的一封回电，大约滕黄刚抵西安时为约见徐旭生给他发过一封电报。

上午八时赴省府与耿秘书长略谈，耿即出示徐委员旭生来电，以作业繁忙，嘱余等往宝鸡一行。余等以路程辽远，归期已促，来电推托。

徐旭生与滕黄同属中心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他曾在1927年与瑞典人文雅·赫定等联合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调查团，担任中方团长，与团员黄文弼一起远赴蒙古、新疆，行进于戈壁荒漠、高原山地之间。查询归来后，徐旭生受北平研讨院派遣奔赴西安，筹建陕西考古会，并掌管宝鸡斗鸡台的考古开掘。彼时徐旭生正在宝鸡工地上作业，无暇赶回西安赴约，所以让滕黄到宝鸡与他会集，无法滕黄归程已定，只好后会有期。

图十三：中瑞西北科学调查团中方人员在包头大本营前合影（左二为黄文弼，左五为徐旭生）

当日，滕黄又再接再励地查询了大慈恩寺（大雁塔）、大兴善寺、大荐福寺（小雁塔）、东岳庙等奇迹。

12月23日，滕黄踏上返程之旅，在临潼华清池泡完温泉后，黄文弼约滕固一起查询秦始皇陵，滕固因疲乏推托，黄文弼所以单独前往。待黄文弼黄昏查询归来后，与滕固谈及种种发现，滕固才懊悔未能同行。通过一路舟车劳顿，12月25日夜间，滕黄回来南京，耗时二十一天的豫陕访古行圆满完毕。

六、余论

回到南京后，滕黄当即分头预备要向中心古物保管委员会提交的陈述和提案。一起，滕固还抓住时机，着手编撰《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琢之试察》这篇论文，运用自己实地查询所得，结合其他考古文献资料，分析阐明两汉石雕艺术风格之异趣。今南京大学图书馆保藏的若干封滕固致《金陵学报》主编李小缘的信札能够反映此文从编撰到宣布的详细通过（《滕固年谱长编》318页、350页、359页、373页；姜庆刚《滕固先生佚信考释》之榜首封信，载《江南社会前史谈论》第十八期，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图十四：1935年中心古物保管委员会第2次整体会议合影（后排左三为滕固，右三为黄文弼）

《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琢之试察》终究宣布于《金陵学报》第四卷第二期，该期《金陵学报》原刊标示出书时刻是1934年11月，但滕固文末落款为1935年1月10日，再依据上述信札供给的信息，《金陵学报》第四卷第二期的实践出书时刻肯定在标示的出书时刻之后。南京大学信息处理学院谢欢博士在《陈梦家致李小缘信件二通考释》（《汹涌新闻·私家前史》2023年4月12日刊）一文中曾提请研讨者“运用第八卷今后的《金陵学报》时必定要留意出书时刻这个问题”，这样看来，《金陵学报》标示出书时刻与实践出书时刻不符的状况其实在第八卷（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后所出）之前相同存在。

除中文论文宣布于《金陵学报》外，滕固还在吴经熊、全增嘏、林语堂、温源宁等人兴办的英文杂志《全国月刊》（T’ien Hsia Monthly）1935年8月创刊号上宣布了英文文章“A Few Notes on the Forms of Some Han Sculpture”（本文汉译《汉代石造圆雕之方式的查询》，见毕斐编《墨戏》，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能够看作是《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琢之试察》的扼要缩写版。

图十五：滕固在《金陵学报》上宣布的《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琢之试察》附图，图一为霍去病墓石雕群中最闻名的“马踏匈奴”，图二为“卧马”。

1937年抗战全面迸发后，滕固此前热心运作的种种体系化遗址查询活动只能暂时停摆，他自己很快便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国立艺术专门校园（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兼并而成）校长，肩负起文明抗战的国家任务，直到1941年令人倍感惋惜地猝然离世。而黄文弼地点的中心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就事处也停止作业，他则转入国立西安暂时大学（后改为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成为前史系教授，兼任四川大学前史系教授，开端奔走于川陕之间。1939年，黄文弼为写作《罗布淖尔考古记》，需求参看德国人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的《楼兰》一书，因为自己不谙德文，便托付滕固请人翻译，滕固不负请托，找到留德友人冯至的夫人姚可崑完结了译稿（其时未能出书）。抗战成功前夕，黄文弼现已担任西北大学前史系主任，他在忙冗之余还与助教罗郁协作编写了一本前史人物浅显列传《班超》（成功出书公司1946年版，列入“历代贤豪”丛书），以东汉班超运营西域之功劳鼓动民众将抗战进行到底。

图十六：阿尔伯特·赫尔曼《楼兰》原著，德国布罗克豪斯出书社1931年版；姚可崑2003年逝世后，《楼兰》的译稿抄件被女儿冯姚平在收拾遗物时发现，并经杨镰促进，终由新疆人民出书社于2006年出书，高中甫补译了姚可崑译稿抄件残损的部分。

面临日军铁蹄，当年西京预备会之所以决议优先维修茂陵及其陪葬将墓，也是想借古喻今，“引起国人之留意，于仰视摩挲之下，有以唤醒颓靡之国魂而发扬其志气”（《西京预备委员会建立周年陈述》，《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西北大学出书社1994年版，154-163页）。特别霍去病身为汉骠骑将军，奉武帝之命，与舅舅卫青一起率大军力克匈奴于漠北，成为后人心目中卫国御侮的民族英雄。艺术史家滕固当然具有与前史共情的才能，他在《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琢之试察》结尾处充溢诗意地写道：

霍去病墓上的雕琢，在简略浑朴中存有不行反抗的一种郁勃的力气，到处流露着一种蛮性的倨傲，这正是反映着其年代汉民族向外开展的精力。积很多健儿生离，死别，行旅，战役，掠取之悲凉的经历而构成了今世一般崇高尊贵的信仰，艺术家就无惋惜地把这种信仰发露在雕琢上面，所以其雕琢的特质充溢着激烈的毅力，而其方式粗砺无华，为素朴的写实。

毫无疑问，滕固所谓“今世一般崇高尊贵的信仰”正映射着日益困难的时局。常常读之，寄寓其间的民族精力和国家认识，仍是会令人气血上涌，生发出勇猛精进、一往无前的坚毅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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